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，闸北战地满目疮痍，到处是烧焦的房梁木柱，到处是炸毁的断壁残垣，满地碎砖破瓦，寒风卷着废弃的纸屑布片满街巷的飞滚、漂浮，死了人的家里敲着丧鼓哀罄，四处传出抽泣号啕声，战争的残酷给人们带来伤痛，带来破坏，但在悲哀的后面是人们对仇敌的痛恨，是对勇击日寇的十九路军官兵的关心和崇敬，街道上有许多慰问十九路军将士的个人和团体，更多的是手提点心的百姓。
在众多的慰问人群里有两位受人尊敬的妇女领袖宋庆龄、何香凝女士向军人们走来。在凛冽的寒风中十九路军士兵还穿着单衣，有些年纪大体弱的士兵似乎扛不住隆冬的严寒，他们有的抱着枪支两脚不住的颤动，鼻涕挂在鼻尖上，胡须上摇摇欲坠，有受伤的士兵卷着百姓送来的棉被、布毯靠卧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忍受着伤痛的煎熬，忍受着零下风寒的侵袭。
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行人走近士兵们，有人认得宋庆龄，跑去告诉营长吴履逊，说是孙夫人来慰问士兵了。吴履逊走上前向两位夫人行了军礼，旁边也有人告诉孙夫人说他是营长。孙夫人点点头，问天上还有飞机的轰鸣，是不是日本人又要进攻了，吴履逊望了望远处的天空说：“日本鬼子挨了打，损失很大，他们要求停战。”
后面上来几位记者，有的提问，有的拍照。有记者问二十八日深夜日本人进攻的情况。吴营长领他们参观日军进攻的横滨路，说：“当时我们营在横滨路防守，宪兵营防守通天庵车站。日本人用坦克开路主攻通天庵车站，分兵进攻我营防地，他们还以为这一路无人防守呢，趾高气扬进到我们的防地，乘他们不备搞了个突然袭击，对着鬼子一阵机枪扫射，打得他们哇哇乱叫，直往两边民房里乱钻，并躲在民房里向我们射击，扔手雷，我们也吃了亏，有几十个人伤亡。”他指着卷着棉被靠在断墙上的伤员说，“喏，这就是那次被日本人的手雷炸伤的兄弟。”
宋庆龄弯下身关切地问：“伤得重吗？怎么不送医院？”
说起这件事，吴履逊就愤愤不平，说：“上海很多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，我们把伤员送到他们那里他们开口就要钱，我们没钱就把我们给赶出来了。这些伤员身上敷的药是附近药店送来的止血药，子弹、弹片取不出来止血有什么用？”
宋庆龄见伤员的伤口还在流血，看来敷上去的药没什么用，有的伤口在发炎溃烂，伤员呻吟地对宋庆龄说：“打仗并不可怕，这伤痛止不住真难受，还不如死了好........”
宋庆龄想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但说些什么呢，他们现在要的不是安慰的话，而是有效的医疗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把自己颈脖上的围巾解下围在伤员的颈上，记者正要拍下这个镜头，忽然对面民房里有人向这边开枪，吴履逊赶快派人保护两位夫人，自己便领了一个班的人冲进民房，民房里立即响起激烈的枪声，不一会，民房里窜出三个人，吴履逊在后对着这几人就是几枪，三个人都中弹倒地，他们都穿着便衣，记者看不出他们像日本人，说：“这几个人可能是汉奸。”
吴履逊蹲下身解开死人的外衣，里面却是鬼子的黄军服，衣袋里装有日本人的身份证件，上面写的是日文，没人识得鬼子的文字，记者要了去说是做物证。吴营长回到两位夫人身边说：“刚才是日本人的便衣放冷枪，现在没事了。”
廖夫人说：“日本人不是要求停战吗？怎么又偷袭呢？“
吴履逊说：“鬼子说话从来不算数，他们的飞机今天还来这里丢炸弹呢。孙夫人你们赶快离开这里，这里很危险。”
记者们也为孙夫人的安全担心，劝她们离开这里，但她摆了摆手，继续在战场的废墟上与难民和驻防士兵慰问交谈。走到一处见有纸屑和破旧树叶在废墟上被风吹得随地飞扬，她问：“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纸屑和破书？”
吴履逊指着不远处说：“那里就是商务印书馆，昨天被日本鬼子炸了，大火烧到昨天下午才被救熄，日本人用汽车运走了好几汽车书籍，我们宪兵营一个排长气不过，带着他的排冲过去炸掉了他们的三辆汽车。”
记者从地上随手捡起一本残书，翻了翻说：“这本书是元朝的刻本，很珍贵的........”不远处的路边，一辆日本人的汽车倒在那里，车上没有了书，但车下压着几本。
在天通庵车站正好碰上蔡廷锴、区寿年正在视察。
蔡廷锴对两位夫人来战地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很感动，宋庆龄问：“你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”
蔡廷锴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可能也看到了，我们士兵们衣着都很单薄，天气太冷了，他们有很多人手脚都冻坏了。”
何香凝问：“上面到现在还没下发棉衣？”
“军政部已经八个月没有给我发军饷了，我们士兵没有棉衣穿，吃饭也只能吃两顿，刚才还是郊区农民给我们送来了午饭，昨天打仗时是市里一些面包店的老板给我们送来一些面包。”蔡廷锴心情很沉重。